汤先生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文化是要不断积累，总是在传承中创新。

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把道德修养好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做到道德完美全靠自己，哪里能靠别人呢？对于这个建立在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儒家称之为大同社会。进入 汤一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和谐社会 普遍和谐 。

在宇宙分化出天地万物（包括人）之后，如果不使和谐丧失，这才叫作太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不破坏自然的和谐。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首章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太和包含着普遍和谐的意义。一个人如果能保存他的本心，修养他的善性，以实现天道之要求，短命和长寿都应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身立命了。

例如朱熹说：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天道也不能不由人来体现，这是因为人道开始产生时是由天道决定的，但有了人及人类社会之后，天道就要在人道中表现了，圣人的贡献就是要使人类社会完完全全地体现天道的要求，以实现天人合一。可见儒家所强调的正是由道德学养的提升，以求身心内外之和谐。） 汤先生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两股反对一元化的思潮：一股是来自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另一股是追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思潮。

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91页。其三，汤先生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有直接的接触，不仅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 Jr.，1925-）有直接的对话，而且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王治河、樊美筠夫妇有直接的接触，并为二人所著的《第二次启蒙》作序。他总体上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一样，要改变现代主义的思维定势，要拓展人们的思维视野，要激活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再比如，汤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也是在余英时先生文章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中国将通过并超越这些现代主义的选择找到其自身的道路。汤先生对传统文化也并非是一味的膜拜与肯定，所以在传统文化的复兴过程中，汤先生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

[21]田中裕则联想到华严宗的理事无碍法界与事事无碍法界。） 按照汤先生的思路，我们看到，他所谓的三种矛盾从根源上来说，都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作怪。中国中心论一定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他写道：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人生哲学知道得愈多，就会愈加羡慕这个文化所达到的高度。

某个个体成为宇宙的中心，人类中的其他人也就都是为此个人提供服务的，以达成此个体的个人私欲。曲跃厚译.过程神学 一个引导性的说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II。与欧洲思想相比，中国思想不倾向于建立逻辑学或数学，在理性方面不够严密，也较少分析。汤先生指出： 因此，当代西方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

[28]刘述先著：《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87-90页。[36]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主张是继承自怀特海有机哲学的整体有机论，用以挑战现代主义的机械论的世界观。

正如格里芬所言，现代主义这种世界观越来越不被人们看作是‘终极真理，而所有不同的世界观都被自动地看作是‘迷信的。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中才能得以发展提高，不能提倡国学就排斥其他。

鲍世斌等译：《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254页。汤先生还看到，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个人，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与之相对的关心他者、尊重差异。然而由于我的英语听力很差，对该主讲者所讲的内容一点也没听懂。[26]过程神学继承过程哲学认为全部现实都是过程的观点，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五种上帝的义涵。因此，汤先生反对抽象的自由观，认为要与责任与义务的观念结合起来： 必须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要把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中，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汤先生注意到： 例如当今的西方哲学，很难找到一种主流思想，现象学、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有很大影响。

中国固有传统（在佛教传入前）在伦理与政治哲学方面比较擅长，倾向于行动。如此的生理结构与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也密切相关，是字作为语言的普遍句型，连接的就是主语与宾语。

在西方，除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创始人小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David R. Griffin，1939-）外，大多数过程思想家和后现代思想家一直将怀特海视为典型的现代哲学家。[25] （美）大卫·雷·格里芬等著。

如汤先生所言：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颇有吸引力，并已从中吸取营养。） 这段回忆，值得注意的有几点：其一，汤先生听到怀特海的名字以及后现代主义虽然在八十年代，但是真正关注到二者，则是因为在新世纪接触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

但是它却并未提出新的建设性主张，也并未策划过一个新的时代。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弊病也就逐渐成为全球的普遍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后现代哲学思潮本身在西方哲学界是非主流，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更是非主流的非主流。[14] 杨富斌：七张面孔的思想家，见（美）怀特海著。

[41] （美）小约翰·B.科布著。[5]汤先生则经常引用罗素《西方哲学史》评价笛卡尔的一段话为例，[6]指出这一点： 西方文化传统曾长期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的关系看成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外在关系，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二元，为了人的需要可以不考虑到自然。

后现代主义大约也是在80年代中期，我在游访欧美时才稍稍接触到，但那时的后现代主义主要目标是针对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解释。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在自身独特的传统中有着丰富的资源。

可以说二分的思维模式比三分、四分等其他模式具有更强的普遍性。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是始源于人们把大自然作为与主体自身完全没有联系的只供人们所利用、所征服的客体。

） 根据科布的说法，第二次启蒙的思想最早是王治河提出的，而且本身也是针对中国社会提出的。格里芬在组建后现代世界中心之后，于1988年创立了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想体系。然而，对于汤先生特别关注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其中与中国传统哲学气味相投的后现代哲学思潮方面，却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3] 三、过程神学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对其思潮的追溯，认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是第一时期，是其哲学源头，霍桑（Charles Hartshorne，1897-2000）及芝加哥学派是第二时期的发展，科布与格里芬则是第三时期的发展。

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各种主义与概念都是难以定义范围的，而关于后现代主义更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对这种思潮进行标签本身就是与此种哲学背道而驰的。李际、张晨译：《后现代公共政策：重塑宗教、文化、教育、性、阶级、种族、政治和经济》，2页。

以上两类矛盾易于看到，而人自我身心的矛盾则容易被人忽视。鉴于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复杂性与汤先生所思考问题的广度与深度，笔者将本文的任务限制在梳理与分析汤先生对后现代哲学思潮关注的重点上。

[35]这样的立场与汤先生的立场也是相同的。这个理念应该说同样有着重要的普遍价值的意义。

(责任编辑：朴智宪)